坊间有本新书，叫作《“萨福”：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》。依我之见，这位古希腊女诗人身后二千五百多年间，人们对于其人其诗，不是做加法，就是做减法。具体说来，前一方
萨福生平很多说法出自后人之口，譬如她相貌丑陋，行为不检，同性恋，最终殉情自杀，等等?由此附会出不少文学和艺术作品。就中如查理斯－奥古斯特・孟根所画《萨福》，玛格丽特・尤瑟纳尔所写《萨福或自杀》，皆为动人心魄之作。然而有如学识渊博的女作家所声明的：“萨福的奇遇与希腊相关，是由于完全捏造的一种传说，即这位女诗人为一个无情的美男子自杀了，但是这个演杂技的萨福，却属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娱乐圈。”（《火・序言》）以上有关萨福种种传闻，经过现代学者考证，均属虚妄。可是剥离了这些内容，我们也就所知不多了。当然，约定俗成，“萨福”或许仍被视为某种身份的代表；只是相关的道德判断，与从前已经两样罢了。
柏拉图曾称萨福为“第十位缪斯”；当时又有一种说法，以荷马为“诗人”，以她为“女诗人”，大概都是实事。那么在此范围之内，也许可以体会真实的萨福了。可是她的作品，却又散失殆尽――据说系为中世纪的基督教徒所焚毁，本书则云：“现代学者认为，这不过是关于萨福的又一个浪漫神话而已。”不管怎样，接下来即如知堂翁所说：“圣人们的卫道工作是完成了，可是苦了后世的文人学子，他们想一看古人遗诗的都大感困难，只好像那拣破纸的人似的，去从古来的字典文法，注疏笔记中去找，抄出里边偶尔引用因而保存下来的一行半句，收拾烬余，作辑逸的工作，现在的萨波（按即萨福）遗诗集便是一例，就是这样编集成功的。近时又有人在埃及发掘，于木乃伊的棺中得到许多废纸，中间找出好些抄本的诗文，萨波的诗于是又增加了不少，不过都是前后断烂残缺，经了专门的订补，这才可以通读，至于与原本究竟异同如何，那是无法知道的了。”（《希腊女诗人萨波・关于萨波》）“订补”之举诚属不得不为，然而正如海恩斯所提醒的：“有许多断片必须拼凑连合，用了不大可靠的猜想去求出它的意义来。我们不但须得解说萨波的梦，在许多地方我们却常被诱引或者至于被强迫去自己做梦，这是一个颇多危险的冒险事情，不是可以容易做得的。”
本书更补充说：“我们不要以为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萨福遗诗，一定是萨福自己写下来的。萨福生活的时代，是一个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转换年代。萨福的歌诗从一开始就是唱出来的，是依靠口头记诵而流传下来的。……萨福本人的声音，已经永远消失了。我们听到的，不过是层层叠叠的转述，是多重意义上的‘翻译’。”这么一来，那些断编残简，似乎也该属于“萨福”了，――虽然“萨福”的用法，已与编译者的原意有所出入。假如将萨福限定为女诗人自己，便只剩下一个名字，我们也就无话可说。那么不妨宽容一些，还是把这些抒情短诗归诸萨福名下，就像“史诗”归于荷马，“寓言”归于伊索一样。
《“萨福”：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》有番话讲得不错：“‘萨福’是一个早就不再属于萨福的名字和符号。‘萨福’和萨福的诗，没有什么关系。”作为读者，兴趣原本不在前者，而在后者――就这一题目而言，我希望遇到的是“萨福”背后的萨福；至于“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”，暂且不去管它好了。而本书正可看作一部比较完整的萨福诗集，尽管诗作系由英文转译。附带说一句，类似书籍，先前有罗洛同样译自英文的《萨福抒情诗集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），更早则有署名周遐寿的《希腊女诗人萨波》（上海出版公司１９５１年出版）――此书虽是根据阿瑟・韦格耳所著传记编译而成，却包含了从古希腊文和英文翻译的两种萨福诗集。
然而我们如何从这多半仅为只言片语之中看见萨福，而非“萨福”呢。本书编译者也说：“值得注意的是，围绕萨福编织出来的神话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她的残诗的解读。”读者很难不去设想：这些诗到底是写给谁的，写这些诗的到底是怎样的人。而这极有可能把我们从素昧平生的萨福引向早已熟识的“萨福”。编译者说：“如果没有萨福的诗，‘萨福’也就根本不会存在。”但是“萨福”可能反过来试图支配这些诗作，尤其因为它们残缺不全。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做到适可而止；或者借用埃科的话，能否“诠释”而非“过度诠释”。当然为了避免“过度诠释”，所实现的可能只是“部分诠释”；不过阅读萨福遗作，恐怕也只好这样了。
韦格耳说：“罗马诗人诃拉帖乌思（按即贺拉斯）曾经称她为‘男性的萨波’，这是真实的，可是雅典柰阿思给她的形容词说是一个‘纯粹的女人’，却更为真实，因为在她的诗里存着一种弥漫的女性……”可以借来形容我读萨福的感受：一个女人在真实地抒发着自己的情感，如此而已。记得吉尔伯特・默雷在《古希腊文学史》中批评道：“平心而论，她的爱情诗涉及范围虽然狭隘，但表达思慕之情的辞句艳丽无比，这种思慕之情过于热切，不免带一点感伤情调；同时情真意切，用不着隐喻和引人遐想的词藻。”对于将萨福与荷马相提并论，默雷也表示不能认同。然而如果把人的内心世界看作与外部世界一般深远广大，那么正不妨说萨福是另一位荷马――这也就是贺拉斯称颂她有男子气概的原因所在。萨福对于心灵幽秘与微妙之处的揭示，有如韦格耳所说：“到末了，萨波总是回到她的音乐与她的话里去，凭了这些她将心里回环不绝的悲哀倾倒出来，这样乃使得本是速朽的东西变成不朽了。在她五百多年以后，诃拉帖乌思说，‘这埃阿利亚女子放进她的弦上去的，爱仍是呼吸着，火焰仍是燃烧着。’希腊诗选中一个名叫亚女妥思的人说，‘她的语句是不死的。’”后来所有女诗人的作品，在我看来都像是对萨福的变奏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，莫过于阿赫玛托娃了。我读萨福，每每联想到她；觉得她是努力把萨福诗作亡佚的部分逐一补全。如果说阿赫玛托娃更强调萨福委婉幽怨的一面的话，那么另外一位看来与她毫不相干的女诗人西尔维亚・普拉斯，笔下也可见到萨福的影子，因为萨福本身还有强烈直率的一面。以荷马为“诗人”，萨福为“女诗人”，真是恰当极了；萨福预示了女诗人几乎全部的可能性。
本书编译者说：“惭愧，我不懂希腊文。这本书里的译文，根据的是不同的英文译本。”我在此大概应该附和一句：惭愧，我读的是译文。其实前面提到的阿赫玛托娃和普拉斯，也是一样。那么所见真是萨福，而不是“萨福”这个翻译的产物么，就像“阿赫玛托娃”和“普拉斯”似的。文学史上讲到萨福，一再叮嘱“不可翻译”，也表达了此种质疑。当然推而广之，一切诗都不可翻译，如同知堂翁所说：“我相信只有原本是诗，不但是不可译，也不可改写的。诚实的翻译只是原诗的讲解，像书房里先生讲唐诗给我们听一样，虽是述说诗意，却不是诗了。将自己的译本当作诗，以为在原诗外添了一篇佳作，那是很可笑虽然也是可恕的错误；――凡有所谓翻译的好诗都是译者的创作，如菲孜及拉耳特的波斯诗，实在只是‘读?玛哈扬而作’罢了。因此我们的最大野心不过在述说诗意之外，想保存百一的风韵，虽然这在译述希腊诗上明知是不可能的事。”（《谈龙集・希腊的小诗》）这里根据译作讲了许多，或许不啻捕风捉影罢。
进一步说，转译文本如《“萨福”：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》，似乎更要打些折扣。对此予以评估，本该是懂得古希腊原文者所为；姑且引《希腊女诗人萨波》来作对比，――如前所述，其中原诗译文，乃是“一一校对海恩斯本的原文，用了学究的态度抄录出来”的。译者又说：“此系原诗真面目，可资参考处当不少。”一番“参考”之后，发现彼此出入不小。究其原因，可能即在转译：“诠释”复“诠释”，难免“过度诠释”了。
例如下面这首，韦格耳评为“说的那么简单，可是说的又那么多”的，周氏据希腊原文译为：“月亮下去了，还有那七簇星。这是夜半了。光阴过去，我还是独卧。”而本书译作：
月落星沉
午夜人寂
光阴自逝
而我独眠
此种译法，显然取法于周氏早年所译之“月落星沉，良夜已半，光阴自逝，而吾今独卧。”（《自己的园地・希腊女诗人》）第二句中的“人寂”，当为翻译过程中所添加；第四句中的“独眠”与“独卧”，意义也有差别。
另外一首，周氏据希腊原文译为：“长庚星呵，带回那发光的晨光所赶散的一切的，你带回绵羊，带回山羊，带回小孩到母亲那里。”从前在《希腊的小诗》中译为：
黄昏呀，你招回一切，光明的早晨所驱散的一切，
你招回绵羊，招回山羊，招回小孩到母亲的旁边。
《希腊女诗人萨波》特地注明此首“原诗二行”。本书则译作：
黄昏星
收敛起所有
被黎明驱散的――
收敛起绵羊
收敛起山羊
也收敛起孩子到母亲身旁
诗句此种排列方式，乃为译者自创，与原来样子不符。又译者特意声明：“关于诗中最关键的动词，我选择了‘收敛’，……”或可解释为诗人玄思，却太过生硬，记得韦格耳尝以“简单与坦白”概括萨福诗作特色，则此“选择”显然不似萨福之所为也。这就已经不是转译的问题了。回过头去看前引周氏所说“凡有所谓翻译的好诗都是译者的创作”，“收敛”云云确属“创作”，但似乎谈不上“好诗”。
（《“萨福”：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》，田晓菲编译，三联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，１９．８０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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